为何广东需为中国作出三大表率？

 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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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去年的数据已初步统计，无论是从经济稳步的增长速度，还是经济发展质量方面，广东成绩，尚属上乘。

  下月，中国即将召开最紧要时期的一次两会。这是一个巨变的前夜。整个国家，各个阶层，均在寻求突围之道。

  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，在过去三十年左右，长期处在双重领头羊，在经济领域，广东经济总量连续27年居中国第一。成为先富的典型；在改革和社会管理领域，广东是中国改革的策源地和试验田，其社会管理，文明程度最接近国际水平。在实力和道统两个方面，均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龙头。堪称中国改革开放的长子。

  近年来，广东经济总量已被江苏逼近，改革锐气亦开始消退，在很多领域的优势，逐步被蚕食，甚至被后起者超越。

  未来，国家改革需要在三个方面突围，一是实现共同富裕。贫富分化是中等收入陷阱之因。阶层分裂是国家动荡之因。中国绝不能成为又穷又乱的“溃败国家”。如何共富是对中国的巨大挑战。二是，阶层固化，利益固化，文化和制度的缺陷，急需破局，中国需要惊天裂地的大变革，而非修修补补，谁有先锋之胆？万众期待。三是，经济结构和产业体系畸形，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，产业变革，亦困难重重。

  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长子，广东大责难辞，实现共同富裕，成为改革之胆，成为全国产业转型的典范，是广东未来需要作出的三大表率。

  共同富裕，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既定国策与战略任务，同时亦是完成得最差的一项战略任务。在中国，贫富差距大致体现在三个领域，阶层、区域、城乡。

  就广东而言，阶层分化，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。自2008年前的五年基数系数，广东依次是0.43、0.43、0.43、 0.42、0.42、0.42，全国是0.473、0.485、0.487、0.484、0.491，广东的贫富差距小于全国。

  区域之间的差距，是广东的最大短板。前广东省委书记，现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曾说，“最富地区在广东，最贫穷的地区也在广东”。

  广东2015年的GDP总量达到72812.55亿元，高居全国第一位。人均GDP进入万亿美元俱乐部。

  其中广州1.81万亿、深圳1.75万亿，分别位居全国第三、四位。但是，广东各个区域差距巨大。在21个地级市中，有12个地级市的人均GDP低于全国中等水准。

  同为东南沿海省份，在江苏13个地级市中，仅有两个城市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；浙江和福建，所有的城市人均GDP均衡超过全国水平。而这两个省份，也是山多地少，土地贫瘠，天赋不足。

  若以人均人均GDP最高城市，与人均GDP最低的城市比较，差距最大的也是广东。广东人均GDP最高的是深圳，最低的是梅州，深圳是梅州的7.32倍。发展极不均衡。

  就GDP占比而言，2014年粤东西北的GDP占比，在20%左右。而在江苏，苏北的GDP占比，已超越45%，几乎与苏南平分秋色。

  非珠三角面积占广东的70%，人口约5000万。几乎等于一个中等国家。人均GDP却全部低于全国。未来，无需粤东西北与珠三角绝对平均，只需达到浙江、福建的均衡度，几乎等于再造一个广东，未来广东能否维持中国龙头地位，甩掉追兵江苏，关键即在于此。

  管中窥豹，广东与粤东西北，中国与广大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，非常相似。区域贫富差距最大的广东若可实现相对均衡发展，必为全国树立榜样。

  广东近年来的经济发展，虽然遭遇挫折，却整体强劲，广东的逆势上扬，值得关注。

  去年中国制定了制造业2025计划，其实是某一种意义上的纠错，过去几年国家将产业突围的希望，押宝在服务业和新兴起的产业，导致了机会主义的泛滥，大家都想跨越式发展。作为一个大国和穷国，并且受制约于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低端地位，中国决不可抛弃制造业。

  广东对中国的启示之一，产业升级，远比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更重要。广东除了广州和深圳两个中心城市，实际上也是老老实实搞制造业，产业基础牢靠。赢在长久。佛山作为一个制造业城市，坚守数十年，最终一样可以厚积薄发，成就大器，所以，坚持制造业，并非没前途，未来十年内，在胡焕庸线以东，除少数全国和区域性中心城市，多数城市仍需制造业为根基。以佛山为代表的城市，其特点是本土经济、民营经济，实体经济，内生式发展，这种朴实厚重的发展模式，恐怕是多数城市的出路，决不可投机。这些年，中国发展最快的地方，如中部的武汉，南昌、长沙，郑州，中西部的重庆，成都，无不是老老实实搞制造业，实现工业倍增计划。

  广东的另外一个启示，是形成混杂多远的产业体系。相对于小国，中国是一个大国，不平衡的市场，决定了多种层次的产业体系，多种产业体系可以共存，这种特点，是中国、美国和印度这种经济与人口双重大国所独有的特性。

  虽然东莞遭遇重创，但从整体而言，广东却并没有伤元气，这得益于其丰富多元的产业体系。

  90年代中期至今，广东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。一种是东莞模式，是外向型经济代表；一种是深圳模式，高新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发达，2014年，深圳市全社会研发占GDP比重提高至4.02%，仅次于北京。一种是以佛山为代表的制造业基地，成为家电王国、木工王国、家具王国。本土经济强劲。以湛江、茂名为代表的地方，实行央地合作，部分类似天津滨海模式。同时，广东作为中国的经济龙头，孕育了广州和深圳两大全国中心城市，三产发达。全国四大名城，广东独居其二。这种混合型发展模式，造就了混合的产业结构，增强了广东经济的抗风险能力。

  改革开放三十余年，众多重要改革均发轫于广东。在中国地方改革中，广东的改革实践至今走得最远。

  对于目前的广东来说，存在三大隐忧，一是改革动力弱化，二是广东相对内地的制度优势逐步拉平，三是广东逐步内地化，形成了利益集团。

  改革的本质，是杀出一条血路，所以，双引擎乃是奢侈，哪怕只是单引擎，仍可志远。最怕的是从国家到地方，动力均熄火。

  在改革后期，整个国家的动力衰竭，各地的改革均出现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停滞乃至倒退，从本世纪之后，广东就没有推出影响全国的颠覆性的改革，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。

  改革早期，广东往往能够在制度改革领域领先其它区域五到十年。全国四大特区中，有三个即在广东，凸显了广东在全国改革棋局中的地位。

  至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改革试验区域逐步扩大至上海以及后来的天津与重庆，而自2008年开始之后，国家更是在几年之内，推出了数十个国家战略，改革已成多点开花之势，不再寄希望于一城一地，特区不特，广东不广。

  改革逐步呈现出发散式的局面。突破不再是沿海到内陆，而是在不相同的领域有不同的破局者。比如，在医保改革领域，率先改革和最彻底改革的地方并非广东，而是深居内陆的陕西神木。再比如户籍改革，比较富裕的沿海区域，如京沪广深等地，户籍反成为负担，没有办法进行大的改革。

  早前，尊重市场、富有活力是广东的特点，而近年来，广东恰在这几个领域逐步弱化。

  以深圳为例， 1995年前，深圳平均岁数为25岁，而自2005年以来，深圳人口的平均岁数，即逐步稳定在30岁左右，十年时间迅猛飙升，反映了深圳对青年人口吸附能力逐步下降。对新兴力量和新兴阶层形成了排挤效应。而早期以高效著称于世的深圳行政体系，亦逐步与内地趋同，开拓进取精神萎缩，改革锐气渐失。

  虽然广东被称为民富，但劳动收入占GDP比例却年年在下降，同时，过去十年广东基尼系数呈上涨的趋势，阶层固化格局已形成，共享发展堪忧。

  广州亚运会，深圳大运会，都曾大规模赶人，使部分失去了热望，而近年深圳房价狂飙，对于创业创新，以及青年成长，都造成了巨大伤害，社会活力的消退，改革精神的衰落，是对广东最大的戕害。

  一个富有活力，猛志改革的国家或者地区，必然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栽花的热土。早年的广东，就是这样的一块热土。

  以深圳为例，从吴南生到梁湘、李灏、厉有为，早期的改革家，无不具备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和理想主义色彩。袁庚的名言是 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，梁湘的名言是：“改革是一场革命”，从精神气质上说，他们既具备使命感，亦有颠覆旧世界的胆识与勇气。

  而在广东省层面，早期主政者，亦多为改革闯将。从，到任仲夷、林 若、谢 非，均高举改革大旗，其时的广东，充满了许多活力与生机，滚滚江海带着草莽之气，呼啸而来。

  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，广东已跃居中国龙头十几年之久，当初的改革者也形成了自己的利益，同时，第一代移民已经沉淀，通过新兴力量冲击改革的策略，逐步失效。

  从耕耘者到收获者，日渐庞大的既得利益，形成对改革的巨大阻力，深圳最近十年呼声最高的行政三分制改革，最后无声无息。改革与革命的逻辑类似，改革动力最强大，最容易成功的地方，都是一片贫瘠的地方。一旦成功，就希望刀枪入库，自我革命最难。

  袁庚去世，举国哀悼。世人哀叹“深圳已无元根”，某一些程度上，乃是对于深圳以及广东改革的忧虑。